旧制度与大革命
书籍简介
旧制度与大革命，豆瓣主页
2012年，一本外国老书持续大热，市面上几次脱销。它不是一本大众畅销书，当初仅仅是法国史学术圈子里的专业书，现在却成为有识、有忧之士的公共读物。
关于法国大革命的经典研究著述。书中通过对大量史实的分析，揭示了旧制度与法国大革命的内在联系。既论述了大革命的开创性和决裂性，又论述了它的连续性，认为大革命是长期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本书对大革命以来法国历史的反复性提出了独到的见解，是研究法国大革命时期历史的必读书。
作者简介
托克维尔出身于贵族世家，在其从1805到1859年54年的生命里，经历了从法兰西第一帝国到第二帝国共五个王朝。
- 早年托克维尔热心政治，曾游历美国考察刑法制度，从美国回来后，他于1835年发表著作《论美国的民主》。
- 1838年，托克维尔进入政坛，并在1845年一度出任外交部长。
- 1851年，拿破仑称帝后，托克维尔因反对其称帝而被捕，获得保释后则退出政坛，从事政治历史研究
- 1856年，他出版了《旧制度与大革命》第一卷，但在写第二卷期间去世
《旧制度与大革命》写作的时候，拿破仑正在巩固他刚刚建成的第二帝国，大革命摧毁了旧的专制帝国，却又将法国带入另一个更强大的新专制帝国，这让崇尚自由主义的托克维尔倍感失望，于是他写作此书，探究了帝国为什么能在大革命之后建立起来，拿破仑的本质究竟是什么，大革命对世界的命运，特别是法国的命运有哪些影响。
书评
《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是研究法国大革命的经典之作
- 该书对法国大革命的前因后果做出了一种具有冲击力的解释，在托克维尔的笔下，大革命并没有摧毁旧制度，反而还继承并发展了一些旧制度。
- 另外，托克维尔还颠覆了大多数人以往对大革命的认知，例如革命的爆发并没有发生在课税最为严重的地区。而这些现象与问题都引起了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等学者们的深思。
- 值得注意的是，托克维尔在本书中对地方自治的推崇可能与其早年在美国的游历有关，相关的论述都可以在其另一本著作《论美国的民主》中找到。
中纪委书记王岐山也向参加座谈会的专家推荐：
“我们现在很多的学者看的是后资本主义时期的书，应该看一下前期的东西，希望大家看一下《旧制度与大革命》。”
大纲
【2023-1-28】旧制度与大革命（读书笔记）
第一篇
第一章
法国大革命在爆发之前，法国的当权阶层和同时代欧洲的其它国家的政治家普遍缺乏对法国当时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以至于这场大革命在即将发生时并未引起当时人们的重视。
阐述目前必须对这场大革命进行总结分析单位原因：目击者和经历者，大革命已经基本结束，全貌已然可以窥见。
第二章
大革命最终带给参与者他们想要的平等和自由了吗？还是说大革命只是摧毁了法国旧有的一些制约王权的社会阶层？然而，在这片废墟之上，一个具有集权专制特征的庞然大物却逐渐成型。对于普通人而言，他们是更平等了，还是只是将低矮的障碍物推平，重新建立了一座更高的围墙呢？
第三章
法国大革命之所以之后在欧洲产生了如此巨大的影响力，其原因之一是因为其带有宗教革命队伍特点：
- 即并非是局限于对某国政治制度和风俗习惯的改革，而是基于以人本身为研究对象，通过阐明人们普遍拥有的权利来从底部将现有不符合其理念的制度击溃。
- 最重要的是，经过文艺复兴，当时的欧洲已经觉醒了这种人本主义的思想，从而使得法国大革命的风潮迅速蔓延至整个欧洲。
这两个条件缺一不可。
第四章
法国大革命之前，欧洲国家的经济状况趋同，社会结构尤为相似。因而，之前中世纪残留的一些政治结构特别是贵族特权和管理制度就显得与时代格格不入。技术革命和文艺复兴的兴起，也使得当时欧洲的人们的观念发生变化，领主式的封建制度逐渐弱化，而不断寻求强化队伍王权也乐意见到这样的情况发生，并利用官吏等级制度进一步摧毁具有的格局。欧洲国家相似的社会状况是法国大革命得以迅速在欧洲蔓延的另一个重要因素。
第五章
虽然法国大革命期间产生了诸多动荡，但大革命的目的并非带来混乱，相反，革命的目的是要增加公共权威的力量和权利。大革命对逐渐走向衰亡的欧洲封建制以及由这种制度衍生出来的社会习惯、道德和法律进行了一次清算，加速了这种制度的死亡。并致力于建立一种更一致、更简单、以人人平等为基础的社会政治秩序。这便是法国大革命的功绩。
第二篇
第一章
法国大革命之前，相对同时代的其它欧洲国家，法国农民并没有遭到封建领主更严苛的压榨和虐待，宗教和领主对他们单位征税也并不比其它欧洲国家更高。相反，法国农民的境遇是相对好于其邻国的，特别是德意志。德意志的农民大部分是农奴，封建领主对其的领主涉及到了生产和生活的各个方面，而且德意志的农奴没有土地产权，更没有人身自由。法国在大革命之前有大量拥有自己土地的农民，而且当时的人们也对土地交易有着极大的兴趣。更重要的是，由于王权在法国的强化，农民得以从封建领主对我控制下解脱出来，拥有了人身自由权。那么，为什么大革命没有在农民境遇更为糟糕的德意志发生，反而发生在了德国呢？
这是由于角色和矛盾的转变。
法国的农民拥有土地之后，也拥有了相对应的政治权利。人们会谋求更好的生活和更多的土地。旧有的领主制度之前担负的领地治安和发展的义务被王权夺走，然而领主所得到的利益却并没有减少。领主仍然向辖区的农民征收大量繁杂的税收，不止如此，宗教也要分一杯羹。之前，君主与领主之间的税收矛盾被转化成了领主同辖区农民的矛盾。领主得到了更多的利益，却不再担负以前应有的责任，那么其存在的必要性就存在疑问，农民对其的恨意也逐日增长。
在德意志，农奴并没有土地的产权，农奴对土地的收成和税收较为迟钝。因此，德意志形成了一种十分野蛮但却更为稳定的制度。这一点尤为值得注意。人们往往认为落后的制度，有损人民利益的会造成社会的不稳定，但很多史实证实，如果人们逐渐习惯于这种制度的带来后果，而且并没有多少改变这种制度的因素流入，那么整个社会便会形成一种野蛮、落后但却十分稳定的僵尸社会，比如说清朝的中后期就是如此。
因此，由于法国农民观念和社会角色的变化，以及社会矛盾在农民、教会、封建领主之间的激化，大革命的种子也就埋下了。
笔记
主要观点
主要观点有：
- 大革命发生在经济繁荣，课税不那么严重，专制变得温和，政府实行改革的时期，这与我们所熟知的贫困和压迫越严重，革命越激烈的认知不符。托克维尔指出：革命有时恰恰是经济增长和政治状况改善的产物。
- 法国大革命并非突如其来，它是在旧制度中酝酿出来的一个必然结果，更像是旧制度的收尾，而不是新制度的起始。革命看似摧毁了一切，但新社会却不是全新的，而更像是用旧制度的残片重新拼装起来的。这残片中，中央集权无疑是那最核心的一片，中央集权不是革命的产物，而是旧制度的遗存和发展。
- 旧制度中的中央集权对法国社会产生了深重影响，其造成的诸多后果：
- 社会自组织能力的丧失，阶级的分裂和对立，抽象的文人政治以及人民对法律的蔑视等等，是促成大革命的结构性原因，也正是这些结构性的原因可以解释为什么大革命为自由而起，却最终走向奴役。
论述
（一）大革命为什么爆发
不同于曾深入人心的“压迫和贫穷造就了革命”的认知，经过对史料的研究，托克维尔发现大革命爆发前夕，法国正处于罕见的繁荣与发展之中。托克维尔对这一繁荣的解释是：法国政府强大但不专制，只发挥着维持秩序的功能，法国人民开明而自由，每个人都能随心所欲的创造财富并保留财富。按理说，自由繁荣，前景一片向好的18世纪法国，怎么会爆发革命呢？但有意思的是，革命最先爆发的地方恰恰是临近巴黎，即最进步的地区，这里的个人徭役早在革命爆发很久以前便已废止，备受诟病的军役税也比其他地方更轻，更公平。而远离巴黎的那些徭役很重，军役税极不公平的偏远地区，却是和大革命抗争最久的地区。
对此，托克维尔揭示了两个原因。一是当时的政府大肆包揽工程，不断的刺激着人们的发财欲望，但却又从中作梗，从而激起了人们的不满。另外一个原因则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观点：革命的发生并不总是因为人们的处境越来坏，相反，处境越好，越仇恨旧制度。简单来说，就好像一个从来没见过阳光的人，一旦某天他因他所居住的那个潮湿阴暗的屋子漏进了一点阳光而感受到了不一样的希望与温暖，他就会开始憎恨这个屋子，而若是没有感受过，他就会觉得这屋子还可以，没有那么值得憎恨。书中提到路易十六轻微的专制要比路易十四在位期间的整个专制更让人难以忍受，这就是因为人们已经尝过专制缓和的好处，已经对专制变得敏感了。这两方面的原因结合在一起，就让看似繁荣的路易十六时期反而加速的大革命的到来。
繁荣加速大革命的到来。除此之外，托克维尔还提到一场行政改革成为了大革命的先导。这场改革扰乱了法国社会原有的司法秩序和行政惯例。新法庭的成立让千家万户的地位和财产突然变得不可靠，突然成立的省议会想取代总督的职权，却让行政事务陷入对抗的僵局。这让长久以来依赖国家的法国人民无所是从，一切的规则和惯例都被推翻，每个人的职业和地位都受到影响，甚至没人知道所有构成社会生活的事务该如何行动。国家的各个部分已然失衡，这个时候轻轻的一击便可造成巨大的动荡和混乱。
（二）旧制度中的中央集权——理解大革命根源和特性的关键
但毕竟繁荣只是加速了大革命，行政改革也只是革命的先导，革命爆发的深层原因不在于此。
托克维尔指出，大革命之所以在法国而不是德国爆发，主要是因为早在革命爆发前的几个世纪，法国大多数地区就废除了农奴制，农民成为土地的主人，而由于土地分封是封建制的基础，贵族也就退出政治舞台，不再管理地方事务。但贵族虽免去了责任，其享有的权利却没有变化。贵族的权利责任不对等，而这不对等的部分自然就落在了农民头上，农民上交大量的税以供养贵族和国家，却几乎享受不到国家发展的益处。因此，法国社会实际上处于一种奇怪的混杂状态之中，封建制实际上已经遭到破坏，但农民却仍要承担封建负担，有什么理由让农民承担这些负担呢？没有任何理由。所以一场革清封建残余的大革命在所难免。
从这里出发，托克维尔给出了一个冲击性极强的观点，大革命爆发之时，法国的封建制无论从经济还是政治上看，都只剩些许残余。大革命的功绩没有那么伟大，它不是新制度的开创，只是旧制度的收尾而已，与其说大革命摧毁了封建制，不如说是为封建制逐渐消亡的过程做了一个结尾。因此研究大革命的特性，应该将重点放在旧制度上，托克维尔在本书中指出，旧制度中突出的特点便是中央行政集权，而它便是理解大革命起源和特性的关键。这一观点是非常让人困惑的，因为根植于我们脑海中的认知会让我们反问：中央集权不是大革命的成果吗？但事实恰恰是，中央集权是旧制度的产物而非大革命的业绩。
那么旧制度中的中央集权是什么样子的？
托克维尔所指的旧制度中的中央集权，更多的应是行政集权。行政集权即是地方和个人事务的领导权归属于中央。与之相对的一个概念就是政府集权，即是全国性事务的领导权集中在中央。在《旧制度与大革命》里，托克维尔所尽力描绘的应该是事无巨细，全面接管民众生活的中央行政集权。
法国社会在绝对王权兴起之前，存在着许许多多的中间团体，他们有农村教区，贵族，自治省市等等。这些团体享受着基于封建制度的种种自由权利，他们将法国社会分割成一个又一个独立且自由的自治体。但伴随着绝对王权的兴起，这些中间团体的自治权利逐渐被剥夺，法国社会逐渐形成以御前会议为最高行政委员会，由总监—总督—总督代理等不同等级的行政官员组成的一个层级官僚体系。而原来的贵族们呢？他们则逐渐退出政治舞台，只靠着仍然享有的特权来彰显自己的身份。由此，法国社会实际上已经形成了一套由上而下的行政体系，这个体系掌管着国家的一切，在革命爆发前的法兰西社会中，你要知道法兰西王国竟是由30个总督统治的。
这样的行政体系让位于巴黎的掌权者能够将权利之手像藤蔓一样无孔不入的伸向王国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角落里发生之事，都必须得到御前会议的批准，这就导致法国社会的运行效率慢的惊人。托克维尔在书中这样说：“为了做到身在巴黎而能领导一切，洞悉一切，必须发明上千种审查手段。书面文件已经十分庞大，行政程序慢的惊人，我从未发现一个教区重建钟楼或修理本堂神甫的住所的要求能在一年内获得批准，最通常需要两年或三年才能获准。”[3]
托克维尔还提到旧制度中中央行政集权在司法方面的一个表现。那就是在普通法庭之外，王权又专门设置了一个行政法院，用来处理牵涉到政府的案件。但这里所说的牵涉，是一种无论直接或间接，也无论实质性或子虚乌有的牵涉，只要能和政府扯上一丁点的，甚至无关痛痒的关系，该案件就应移交行政法院。为什么会有行政法院？这是因为王权认为普通法庭不能处理与政府有关的事务，因为这样会损害王权和政府的形象，会在人们心中留下轻视政府的种子。行政法院实际上就是由总督和御前会议的另一个功能而已，这就形成了一个逻辑上的问题，即政府才能处理所有涉及政府的案件。简单来说，就是我处理涉及我自己的案件，其结果是必然的，即行政法院实际上就是一个冠冕堂皇的庇护所有政府官员和政策的特权机构。
综上，旧制度中实际上已经形成一个不规范的中央行政集权制度，御前会议在王国中央作为中央政府，总监—总督—总督代理的职权链条链接着国家的每一个角落，另外还有一个特别行政法庭专门庇护政府官员。这样的形式不是中央行政集权又是什么？
（三）旧制度中央行政集权的后果
旧制度中的中央集权看起来强大无比，它让这样一个庞大的国家有条不紊的运转着，社会的一切好像都离不开它。那么为什么这样强大的中央权力，却在大革命之时轰然倒塌，毫无抵抗之力呢？托克维尔认为旧制度中的中央集权看似强大，但强大背后却是种种不堪一击的脆弱。要明晰这种脆弱，就要从旧制度中央集权造成的种种后果说起。
中央行政集权所隐藏的致命的脆弱，首先就体现在中央集权的过度强大和社会机体的羸弱。中央集权就像一颗过渡发育的心脏，吸纳了本属于社会的养分和力量。由此所带来的后果一是社会自组织能力的丧失，二是巴黎持续向外省吸血，成为了法国的全部。
在18世纪的法国，中央行政集权已经成为了社会的唯一发动机。人们所有的事务都交由政府包办。政府已经取代上帝成为人们诉求的对象，而这养成了人们凡事依赖政府的习惯。而当人们诉求得不到满足，他们就会去指责政府，这种指责有时候是一种毫无理性的发泄，比如人们就连气候异常等自然灾祸也要斥责政府。要知道，不同于习惯于大一统的中国，在法国社会原来的封建制度下，社会上每个人都是可以参与自己所在区域的公共事务的决策的，所以当人们将政府视为上帝，不在关心任何公共生活这个现象是值得注意的。托克维尔认为法国人高度依赖政府致使社会自组织能力丧失，在这样的社会中，一旦政府处于危机中，民众也无法组织起有效的力量去援助政府，因而，一旦行政机器运转失灵，社会马上就会进入动荡。而大革命前夕，财政危机和行政改革引发的动荡正说明了这一点。
巴黎之所以能成为法国的全部，与其独有的政治优势分不开。巴黎作为法国的首都，而所有的权利都集中在中央，所以巴黎自然而然的吸引了王国大量的资源和人才，思想上的革新在巴黎率先开始，工业在巴黎蒸蒸日上。与此同时，外省却渐渐失去自由与活力，所有的行动都要先看巴黎怎么做。这样的状态显然是不正常的，正如米拉波所言：“首都是必要的，但是如果头脑变得过大，身体就会因中风而崩溃。”[4]
中央行政集权所造成的另一个后果是社会分裂，阶级对立。这一后果其实是前面所说社会自组织能力丧失所导致的。在封建制度下，农奴和贵族之间有着一种内在的联系，贵族因享有对领地的统治权而负有接济帮助农奴的义务，而农奴则为了获得庇护愿意服从于贵族。但在王权摧毁封建制后，贵族没有了统治权，也无需向农奴提供庇护，他们都离开领地进入宫廷，有钱的资产阶级则也进入城市谋求一官半职，农民则被抛弃。中央集权摧毁了封建制下人们之间的纽带，他们之间再无关联，人们变得彼此冷漠。
在中央行政集权导致社会分裂的同时，税负的不平等则酿成了各阶级之间的对立。封建制的纽带已经瓦解，但压在农民身上的封建负担却还在，贵族甚至会因为已经与农民不再休戚相关而更加苛刻的索取财富。贵族虽已名存实亡，完全丧失了其治理职能，但其仍享受着一系列的特权，成为社会所供养的对象。资产阶级则通过买官制进入特权阶层，即可享受免税的阶层。国家财政危机造成的负担最后都迫于无奈落在了本就生活贫苦的平民身上。这样让贫穷之人承担大部分税负，富有之人却免税的制度必然会激起各阶级的对立，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特权阶级内部的“穿袍贵族”、“佩剑贵族”和资产阶级们也彼此仇恨，互相对立。
中央行政集权所导致的另一个致命的点在于它让文人政治大行其道。托克维尔认为法国革命是由用抽象思维思考政治的哲学家们领导的。他们认为人天生平等，全然否定旧的一切，完全理想主义地构建未来社会的蓝图。而这些蓝图可以说是完全基于空想，没有实现的可能。托克维尔认为这是因为中央行政集权让人们脱离政治生活，文人们没有政治实践经验，所以盲目的相信这些空想的蓝图，而民众呢？他们和文人们一样，对政治丝毫不通，所以极容易地就被文人煽动，投身到革命中去。可以说文人政治让法国社会洋溢着一种激进的革命文化，所有和理想不符的都应该推翻，而这也许是法国大革命如此暴虐如此具有毁灭性的一个原因。
综上，旧制度中的中央行政集权实际上使法国陷入了一系列结构性的危机之中，这些相较大革命前夕的的财政危机、行政改革等直接引爆革命的事件来说，不易被察觉，但却是根植于社会机体之中的。它们是革命的根源性原因，并在革命后仍长久影响着法国。这些结构性危机就是社会自组织能力的丧失，各阶级之间的分裂和对立以及热衷于革命文化的人们等。它们不仅是旧制度灭亡的根源性原因，也解释了为什么大革命最终将人们带向了一种更强大的奴役：社会自组织能力的丧失给社会留下了深入骨髓的隐患，而这给了新专制政府迅速崛起的机会，而阶级分裂和对立让人们内部难以达成和解，抽象的文人政治则脱离现实，难以付诸实践，法国陷入不断革命又不断失败的怪圈之中，而这种失序的状态，却是拿破仑这样的强权政治人物大放异彩的最佳时机。
阅读收获
（一）有时候革命的功绩并不大，也许它只是一个漫长变革的收尾而已
谈到革命，我总会想到旧与新的激烈冲突，仿佛一下子所有的旧事物通通被摒弃，新事物以其适应时代发展的特性突然就占据了历史舞台，就好像用新款手机换旧款手机那样，所有的变化就发生在一瞬间，而所有的功绩也应该归于这一瞬间。
但《旧制度与大革命》给了一个关于革命爆发的完全不同的解释，革命只是一个漫长变革的终结，新旧交替是缓缓进行的，革命只是革清所有旧事物的一个节点罢了，它看似动荡激烈，功绩却不过如此。因此，理解革命不能只关注革命本身，而更应关注它之前那一段漫长的缓慢变革。联系到现实，所有变化都不是一蹴而就的，往往都是量变引发质变，就好像某个人考试成功绝不是因为他考试时用了什么技巧，而是因为他之前长期认真的学习。
（二）革命能推翻旧政府，但革命后社会的走向却依赖于当时的社会状态
之前我一直认为当社会秩序出现问题时，只要革一场命就好了，我没有考虑革命后新制度的建立问题，仿佛革命自然而然就会产生一个良好的新秩序。但《旧制度与大革命》让我明白，革命固然可以推翻旧秩序，但新秩序的建立却需要社会状态的配合，法国当时已经丧失自组织能力，在这样的社会状态下，自由的新社会不会建成，专制是唯一的出路。因此，尽管托克维尔也痛恨拿破仑的专制，但他不推崇革命，因为革命后要怎么办呢？旧的独裁者下台后就能建立自由的新法国吗？答案是不能。正如托克维尔的比喻：“革命者只是将自由的头颅安在受奴役的躯体之上[5]”，所以法国大革命必然不能建立自由的新法国，走向专制的新帝国是唯一合理的出路。
（三）从上而下温和的变革或许要好于从下而上暴虐的革命
在关于大革命的论述中，托克维尔谈到大革命不仅摧毁了旧制度，也摧毁了自由王国所赖以存在的其他东西，大革命显示出暴虐的特征，几乎所有旧的一切都被摧毁，玉石俱焚。因为这场革命是由全体人民参与的，“人民的充分准备，亲力亲为，全面参与，才能毁掉旧制度的一切”。[6]托克维尔甚至提到，若由一个专制君主革命，我们有朝一日可能成为一个自由的民族，若由民众自发革命，我们不可能变成一个自由民族。[7]
这个观点无疑是具有冲击力的，谈到革命，我总是想到其发起人应该是似乎永远站在正义一端的人民群众，仿佛他们发起的革命才能带领国家走向更好的未来，但我从未想过，当一场革命爆发，社会没有了秩序，汇集了无数民意的人民群众是否会走向暴虐，进而摧毁一切，无所谓对错。法国革命甚至推翻了人们信仰了几个世纪的宗教，社会纽带和人们的精神支柱一下子没了，这个社会只会趋向暴虐和无序。而若是自上而下的改革，至少社会不会充斥着摧毁一切的暴虐气息，那些自由王国所依赖的东西或许能够保留下来，这样法国也许就不会只有建立专制帝国一条路可走。
（四）革命有时恰恰是经济增长和政治状况改善的产物
压迫与贫穷造就革命的思想根深蒂固，所以看到托克维尔提出繁荣反而促进了革命，我是很奇怪的。不过仔细一想，好像确实是这样，若是没有尝过繁荣的滋味，又如何感受得到之前生活的贫苦呢？若是没有体会过政治权利的好处，又如何明晰之前状况的差劲？这其实和农民需要思想上的觉醒一样，若是没有人告诉农民们，他们是受剥削的，农民们大概就会天真的以为，社会运行的规则就是这样，谁又会想到反叛呢？毕竟最难的不是拿起斧头革命，而是思想上的觉醒。繁荣恰恰给了人们这样一个体会财富积累和享受政治权利的环境。一旦这种繁荣受挫，社会情绪的不满是自然的，若此时社会秩序本就摇摇欲坠，一场革命自然就在所难免。
批判和看法
（一）地方自治不一定优于中央行政集权
托克维尔似乎对地方自治抱有极大的热忱，但地方自治真的就比中央行政集权更好吗?从效率上看，中央行政集权无疑优于地方自治。同时，中央行政集权也能让每个民众感受到最大的平等。封建制下的地方自治依赖于各阶级之间的联系，他们在地位上是不平等的，而中央行政集权破坏了这种联系，所有人至少在政治上是平等的。
封建制下的地方自治是有效的，但当封建制度被摧毁之后呢？当原有的社会纽带被破坏，原来的自治模式所依赖的东西就没了，这时应采取什么样的自治模式？这种自治模式要依靠什么才能不沦为一种新的压迫工具？地方自治的确可以保留社会的自组织能力，不至于让中央的一点危机影响全国，但要知道，地方自治并不总是有效，当其在某个地方奔溃之时，应该用什么东西去修正它呢？
因此，我认为，其实地方自治的问题并不比中央行政集权少，中央行政集权也没有那么坏。中央行政集权出现问题不能是转向地方自治的充分条件，它们两个不应当是二元对立，非此即彼的关系。
（二）法国贵族的作用不值得革命者将其纳入法律框架之下
尽管托克维尔一直在痛斥贵族不合理的特权，但他十分推崇贵族们独立和自由的精神。他认为，贵族这一群体连带着他们的品格在大革命中被铲除是极为可惜的，革命者应当把他们用法律约束起来。
但我想说，贵族的头衔与他们所承担的责任是分不开的，既然法国贵族已经不再承担治理社会的责任，只是保留从前基于这责任的权利的话，那他们就只是社会的寄生虫而已，空有贵族精神有什么用呢？况且这精神也不过只是过去贵族的辉煌时代所遗留下来的余晖，已经失去了存在的基础，其结果必然是逐渐衰亡。新社会养着这些旧贵族为其精神续命实在是没有太大的意义。
（三）大革命本身的作用也许被托克维尔低估了
在托克维尔看来，“即使大革命没有发生，旧社会的躯壳也会崩塌，只不过是早晚的分别，它或许会一块一块的剥落倒塌，而不是如现实般瞬间毁灭。”[8]也就是说，革命本身没有的独立的意义和价值，革命的产生只不过是法国人选择了暴力的方式去终结旧制度的一切。大革命的特性和根源全部都应在旧制度中寻找。
但革命是否真的一无是处？傅勒指出:“既然大革命已通过执政府的行政宪法奠定和完成了旧制度的大业，为何还要有1830年、1848年这些补充的革命呢?”[9]对此，托克维尔的解释是，“从大革命到今天，法国人民对自由的追求仍然不倦，但都是轻易就会消逝的，只是反复得出现在人们的心中。”[10]但显然，这个解释的说服力不是很强，甚至有些牵强。大革命呈现出对后世绵延不绝的影响力，绝不是单纯的因为民族性格，既然托克维尔不能从旧制度中寻求到有力的解释，那么该解释就一定掩藏于大革命本身。大革命不仅仅是旧制度的必然，它本身一定有着自己的特性和独立的价值。而至于这种独立的价值是什么，就不应该从《旧制度与大革命》中寻找了，应该从专注大革命本身的书籍中去寻找。
中央集权分析
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旧制度与大革命及二者与中央集权的因果关系分析
托克维尔从大革命的结果出发，去追溯造成大革命后果的原因，但是大革命之后众多作家都对它纷纷提出了评论，托克维尔也就是从对于结果的辨伪开始去寻求大革命的原因的。在对大革命的结果的考察中发现了是旧制度造成了大革命和大革命后的社会后果。大革命后的新的社会状况其实只是旧制度的改头换面而已，托克维尔在大革命过后的几十年时间里，清楚的看到了大革命并没有产生当时人们所料想的福音。旧制度既引发了大革命，大革命又使得旧制度的中央集权更加强盛。托克维尔从他所接触到的大革命的余热出发，也就是19世纪中期他所在的年代，一直追溯到旧制度时期古罗马的等级制度。这是一个长时段的原因所引发的短时段的结果，然而，托克维尔却如同剥洋葱一样，一层一层的往里面剥，最后将大革命的原因展示出来。
本文即准备分析托克维尔所阐述的旧制度引发大革命的过程，还有托克维尔是如何从大革命的结果来推及大革命的原因的，重点是论述《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二编中旧制度与大革命之间的关系的分析以及旧制度中复杂的社会力量是如何汇聚在一起推动中央集权的发展的？因此本文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梳理托克维尔如何析离出大革命所引发的后果，第二部分是阐述由他所分析出的后果追溯到原因的过程。
大革命开始时，人们对于大革命与众不同的特点并没有察觉，而只是习以为常，只是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才觉得大革命与以往所有的革命都不一样。但是人们普遍认为大革命导致了宗教的衰落和中央集权的分散，然而托克维尔认为大革命后的社会事实恰好与之相反。在他看来，如果大革命导致了宗教的衰落，实际上是说大革命的过程是一个反宗教的过程，但是大革命后的几十年里，宗教的力量却比以前更加的强大了。其次，如果大革命造成了中央集权的衰落，那么大革命的过程就应该是一个分权的过程，然而大革命后，中央集权却比以往更加的集中和强大了。这样的结果是与人们对大革命的认定相悖的，然而托克维尔正是从对这两个结果的证伪来开始寻找大革命的因果关系的，对结果的正确认定是因果关系分析的开始，因为如果对于结果没有准确的测量，就算偶然间碰上了正确的原因，我们也无法将之与结果结合起来，在文中，托克维尔也就是辨别出旧制度的1中央集权后一步一步的将促使它形成的复杂原因展示出来的。再有一者，人们认为大革命由于跨越国界、削弱了宗教势力和中央集权，所以它是具有普遍性的，但是托克维尔认为大革命之所以具有普遍性，不是由于跨越国界削弱了两者，而是由于它基于对普遍人性和抽象权利的考察，托克维尔是如何识别出这一点的呢？在他看来只有席勒所著的《三十年战争史》中的宗教战争与法国大革命具有类比性，二者所产生的普遍性的影响也具有类似的原因。
托克维尔是如何辨别出大革命后中央集权和宗教势力的衰落的呢？又是如何在与席勒的比较中找到大革命的普遍性的呢？在文中，托克维尔追问：“这场可怕而又离奇的革命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它的具体特点是什么，它的深远效果又在哪里？它摧毁了什么、又创造了什么？”这就是托克维尔要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论述的主题（托克维尔，2014）。
托克维尔在第一编第二章就开始阐述大革命的意义并非像人们平常所想的那样是要摧毁宗教权利、削弱政治权利，大革命之所以具有普遍性也不是人们所想的那样。首先，在大革命中，反抗宗教的权威是它所采取的最为激进也是最为持久的措施之一，然而，现在显而易见的事情是大革命中反宗教事件只是造成大革命的思想感情个别事件暂时产物的一个插曲而已，而不是大革命的本身特性（托克维尔，2014）。在大革命之后，欧洲的基督教又重新复兴，如果大革命是反宗教的话，欧洲的基督教就应该彻底的衰败，然而大革命的最终结果证明大革命并不是反宗教的。在当时大革命行将建立的欧洲社会，基督教之所以无法存在，不是因为他们是一种宗教的教义，而是因为他们是一种政治制度，在社会中是最享有特权、最有势力的，还是当时欧洲的税收征收者，他们与大革命中天赋人权、反对特权、主张人人平等的观念恰好相反（P12）。而这样的分析也是在几十年后，大革命的结果逐渐明朗、具有充分的经验材料后，才是可能的。因为在因果关系的分析之中，最为重要的是要确立变量之间的方向性，而识别自变量与因变量的方向性问题，需要一定的发生时间才是可能，过于短的时间间隔是不利于我们判断自变量与因变量的关系的，他们之间有可能是同时发生互相影响的，因此，只有在一定的时间段之后，我们才能明白事件的后果和意义。托克维尔在大革命爆发之后一段时间才辨识出大革命不是反宗教的，因为大革命之后宗教反而复兴了。当大革命的政治事业完全取得成功并且巩固时，它的反宗教的事业也就行将结束，当特权完全被消灭时，由特权所引发的怨恨也就结束，当教士从各各阶层里显露出来时，教会的力量在人们的精神中逐渐的回复，并且它更加的巩固（托克维尔，2014）。
其次，托克维尔阐述，对于大革命反宗教事业的阐述，也适用于大革命对于现有的社会权力的破坏。在这里托克维尔对于平时人们所说的大革命造成了中央集权的衰弱进行了反驳，人们认为大革命造成了无政府主义，其实这只看到了大革命的表面现象。大革命摧毁了维持等级制度和特权的一切社会机构和社会结构，取消了三级议会、高等法院、教士、贵族阶级和特权集团，摧毁了原来的习俗传统，只留下一个公民阶级。表面上看起来这是十分的平等的，实际上它便于权力的行使、中央的集权。在大革命对现有的社会结构摧毁之下掩藏着一个比以往更加专制、权力更为集中的强大的利维坦，它吸收了从前散布于一切等级、阶级、职业、种族、个人和家庭中的一切零零散散的权力（托克维尔，2014）。在文中，托克维尔说：“逐渐地，时间的推移，将使一切大白于天下”。实质上，托克维尔对于大革命所造成的中央集权的加强而不是削弱的判断是随着时间的流逝渐渐浮出水面的。
最后，在第一编第三章之中，托克维尔论述大革命为何以宗教革命的形式来完成一场政治的革命？以及法国革命为什么是普遍性的、影响了不同国家的人们，使得不同国家的人们都可以成为他的忠实的子民？托克维尔引用了席勒的《三十年战争史》来类比法国大革命的特点，因为16世纪的宗教革命也使得不同国家的人们通过共同的信仰紧密的联系在一起，这也是1789年后欧洲的形势。因此，法国大革命是一场披着宗教的外衣进行的一场政治革命，它是一场激发布道热枕的政治革命。他们二者之间具有如此相同的效果，是否也有较为相似的隐而不露的原因呢？由于30年革命是一场以抽象方式调整上帝与人的权力与义务的关系，由于它植根于对于人性的普遍关照和理解，它超越于一切的政治社会习俗地域的局限，使得人们对它普遍的接受，带上了一种普遍性的色彩。同样，法国大革命也是基于对于人性的普遍考察，抽象地看待公民，在人性最为普遍最为自然的意义上规定了人的权利，因此，它与宗教革命具有类似的起因和结果，它如同宗教革命一样，能为一切人所理解，也能为一切人宣传信仰和笃行，它是一种新的宗教，但不是完整的宗教。
在完成了人们通常对大革命所抱有的幻想的证伪后，他对大革命的思想信条是否导致了大革命进行了因果检验。他通过将18世纪的政治信条与15世纪的相比，也就是在控制了两个时代的同种学说之后，他发现这同一种的教义在15世纪被轻易地扑灭了，在18世纪却燎原于欧洲，这样的学说能够引发革命，说明时代的习俗、精神、风尚、地位均以为它做好了准备，不只是哲学学说起着全部的作用，毋宁是不同时代的精神使然。
在第一编的前三章，托克维尔在多种结果之中辨别出了大革命的正确后果，接下来的第一编四五章它论述了大革命的特点和功绩。在第二编，他由结果回溯了大革命和现有社会状况的原因，并且开宗就提出了大革命为什么只会在法国爆发，不在其他国家爆发，为什么它在法国的特点，在其他的国家找不到？
如前文所说，大革命并没有造成中央集权的衰落，而是使得中央集权更加集中，但是中央集权是如何在旧制度中确立自身的这一地位的呢？中央集权作为因果链条中的果是如何经由一系列的动因确定的呢？在确定了因果方向后，实质上是要将隐藏在表面因果方向后面的具体作用的机制展示出来，由于对于因果方向的辨别是一个时间性的过程，因此因果机制的展示就是一个过程性的两个变量相互作用的展示。在文中，托克维尔如何展示了中央集权制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的形成过程呢？
托克维尔从法国小地产占有者的相对剥夺感出发，论述了在法国贵族与平民之间激烈的矛盾，在文中，他论述了法国地产的划分并不是大革命的产物，而是在革命之前划分的。在大革命以前，实际上有一半的土地已经属于农民所有，大革命只是将教士和贵族的土地收回再售给土地的所有者，而不是土地无产者。土地被划分成无数的小块使得小地产主经营土地时困难重重、深感痛苦、无法忍受，因此他们也就要求减轻耕作的负担（托克维尔，2014）。更加激起他们愤怒的是贵族领主只是作为一个居民，它们现在丧失了统治权，但却享有免税权和特权，这是法国所仅有的（托克维尔，2014）。贵族领主所享有的特权都将会损害土地耕种者的利益，所有这一切都激化贵族和耕种者之间的矛盾。令人有趣的是法国的徭役较轻，德国更重，但是法国人民的愤恨之情却最为严重（托克维尔，2014）。因此，法国农民虽然徭役赋税的负担轻，他们渴望连根铲除压迫他们的一切封建民事制度，但是这又为中央集权的行使流下了余地。
中央集权制并不是大革命的产物，恰好相反，它是旧制度的产物，它是与大革命所建立的新社会体制相互适应的，因此，它也就在新社会中保存了下来。但是托克维尔是如何论证大革命没有造成了中央集权而是旧制度？托克维尔从政府的行政的执行上、税收权和司法权论述了中央集权制在大革命中是一以贯之的。在大革命以前的十八世纪的法国行政制度之中，御前会议成为国家权力的中枢，总督统治着整个所属地区的立法权、行政权和财政权等所有权利，其所附属的总督代理则拥有所属地区的所有权利，总督隶属于大臣，总督代理隶属于总督，贵族不在拥有任何统治的权力（托克维尔，2014）。在法兰西，没有最高法院、没有等级会议、没有省长，整个法兰西的兴衰全系于30个总督，这使得中央集权畅通无阻。最能体现中央政府集权的事情是捐税权，它是由中央官员确定和征收，并在他们的监督之下实行的，而以前的税收则是从属于地方，独立于中央，由地方官员自己确定的，这说明中央集权制其实早已在大革命爆发之前的18世纪就已强盛，大革命只不过是法国社会中三个等级的角逐达到巅峰的产物。司法治安权力基本上属于御前会议和总督。大革命之前的四十年，无论社会经济政治组织方面没有一方面不受御前会议的裁决修改（托克维尔，2014）。在旧的封建社会，贵族领主拥有大的权力，但是也有义务照顾本区的居民，如今中央政府负责照管一切 ，包括赈灾救济，政府也由统治者变成了监护人（托克维尔，2014）。
因此，政府今天的管理监督、行政法院也是旧制度的体制，在旧制度下，所有的公共决策和行政都要听命于御前会议和总督，人民会议和理事会都只是徒有其表的形式，普通法院的权力受到剥夺，行政法院的权力得到增强，使得王权很少受法律的干扰而可以大肆横行。本来普通法院、三级会议、人民会议都是民主的重要形式，但在18世纪，人民会议由权贵和资产者组成，民选已经不存在，最空洞的自由的形式与最专制的中央集权混合在了一起。在旧制度下，就如同大革命的今天，全体的法国人都置于政府的管理监督之下（托克维尔，2014），人民对于公共事务唯恐避之还来不及，这就促使地方权力更加的依附于中央。行政法院也是旧制度的体制，普通法庭因为独立于政府，它妨碍了国王的行动，因此国王创立了另一种更为依赖于它的行政法庭，使得国王可以自由的行事，涉及到政府的案件被交给御前会议和行政法庭来处理，而涉及私人的案件则交给普通法庭来处理，普通法庭的权利变得越来越小，而行政法庭的权利却越来越大，整个司法体系基本上被行政权所控制（托克维尔，2014），因此，大革命之前的中央集权制一直在旧制度存在，大革命后的中央集权制只是换了形式而已，它的实质其实并没有发生改变。
中央集权制进入旧政治权力并取而代之，它一直延续到大革命之后，而且大革命的爆发也是得益于中央集权制的扩展（托克维尔，2014），当大革命爆发之际，法国这座古老政府的大厦几乎完好无损，大革命之后，人们用它在原来的基础上建立了另一座大厦。而这座大厦却比原来更加的庞大，民主革命扫荡了旧制度的封建等级制度和贵族政治，却巩固了中央的集权。旧制度的中央集权制既加速了大革命的爆发，大革命又使得中央更加的集权，因为对于复杂的社会变化，只有中央集权才能够做出调整和适应，中央集权制就是这场革命的开端和标志（托克维尔，2014）。
中央政府与个人之间的中间机构全都被破坏，中央政府成为社会唯一的动力，也成为人民唯一的依赖，无论是贫民还是贵族领主在遇到困难时，都寄希望于中央政府。总督每天都将接到大量的请求书，这样的想法渗透于一切人的精神之中，与人们的风尚融为一体，进入到人们日常的习俗，深入到所有的部分，一直到日常生活的实际中。这就为中央集权的复辟奠定了最根本的基础，或者中央集权制度一刻也没有消失过。在1789年将君主制推翻后，它重新复燃而且比以往都更为强大，就是由于以上的这一民情奠定了基础。
尽管中央集权高度集中，但是除了社会底层，人们变得彼此最为相似，有着共同的思想行为举止方式。他们之间却彼此非常的冷漠，互相追求者各自的利益，不关心公共的生活，他们在危机中缺乏共同行动和互相支持，一场革命既可以将这冷冰冰的社会彻底消失，整个法国以同一种方式运行，被同一种法律统治着，而这正是中央集权制的独夫体制使然。随着贵族越来越贫困，他们逐渐退出对于公共事务管理的舞台，失去行政权，资产者与贵族在公共生活中再也没有联系，他们再也不像以前的那样和衷共济，而是各行其是，最后变成敌人。贵族失去了行政权，但是却享有一系列的其他的权力，这使得他们更加的惹人憎恨。资产者使尽一切的手段摆脱人民的控制，避免与人民的趋同，想尽一切办法将税收推脱给本区居民。资产者看不起穷人，贵族看不起资产者，所有的阶级都看不起穷人，他们高度重视自己的自尊心而互相鄙视，整个法国社会撕裂成一块块的碎片，整个社会处于原子化之中（托克维尔，2014）。最让人奇怪的事情是分散冰冷的个人却趋向于同一，而且只要每个人都不超出共同的水平，各自据有属于自己那一份特殊的利益，他们也向往着统一，向往着中央集权的出现。更为重要的是，国王拥有制定税收的权力，使得农民的负担沉重，最后形成了穷人免税、富人纳税。三级会议停止召开，使得三个等级没有交流、互相仇恨。各个阶级相遇不是为了消解仇恨，而是相互厮杀。这使得国家的自我管理不复可能，这就必须要有一位主宰介入。其实，托克维尔已经为旧制度精神的延续做好了铺垫，大革命并没有改变法国的中央集权，只不过为中央集权的疯狂生长扫清了道路。
出乎意料的是，在当时的法国，即使中央集权到处都在加强，但是贵族和资产者仍然保持着自由的精神，他们桀骜不驯，对一切的决策都发表评论，只有在决策经过商议后，才可以执行。最高法院和普通法院仍然保持着自由独立的精神，他们渴慕荣誉，而不是酷爱金钱，他们敢于为自由冒险、不计较个人的得失，相比于自由和独立，他们决然能够放弃一切，在法国，整个上层阶级都是热爱着自由的，他们对待专制深恶痛觉，直待大革命爆发，贵族上层阶级对于专制和集权的反抗比农民都更为激烈，也就是他们为法国大革命做好了准备。
因此，托克维尔通过对复杂的社会图景的勾画，将法国贵族、资产者和平民三个等级在法国所构成的政治司法社会经济状况进行了分析，将旧制度形成大革命和中央集权的原因环环相扣、链式反应式的勾勒了出来，他由近及远，从小到大，分析了旧制度与大革命以及二者与中央集权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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